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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枫之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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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我的同事吴老师  

2015-06-12 07:37:42|  分类: 回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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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前天,见到一位老乡,提到吴继庄老师。

        吴老师是我几十年前的一位同事,我们相处只有短短两年时间。时隔多年,我还时常想起他,是因为他坎坷的遭遇和不倦的精神。

        1976年,我在家乡一所带帽初中教书。所谓带帽初中,就是为普及初中的需要,在条件好的完全小学里,抽调一些教师,直接办起初中。1980年,送走两届学生后(那时是春季招生),我新任新一届初一二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。秋季第二学期开学时,教导主任喊我到他的办公室。进了门,只见板凳上坐着一位50岁左右的人。他中等个子,显得有些消瘦。白净面子,眼角已出现不少皱纹。明显的是,他头发几乎全是白的,牙齿也雪白雪白。他见我进屋,忙站起来迎接。主任通报了我的姓名和情况后,介绍说:这位是刚来的吴继庄老师。初一三班的语文老师调离了,学校安排他接任并兼班主任。你们是同事了,祝贺你们!”说话时,有人进来办事。见有人来,我们相互寒暄几句,就走出了主任的办公室。

        他随之到了我的住室。那时老师都住校。学校条件差,其实住室和办公室是一间屋,有时房子不够,两个老师合用一间屋的也有。让他坐在凳子上后,我也在床边坐下。他说:“我新来乍到的,业务不熟,请你多帮助!”言真意切的样子。我说:“你年纪这么大,是老兄,教学应该很有经验,我应该向你学习。你以前在哪个学校工作?”他听我问,叹了口气说:“不瞒你说,我的事真是一言难尽!我是刚甄别平反,才安排的工作。1956年离开学校,已经20多个年头了!”说话的当儿,现出十分悲痛的神情。我当时对具体情况不了解,只能理解地看着他,说:“哦,对不起,我多问了。吴老师,我们既是同事,以后互相学习好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以后的日子,我从吴老师和别人的嘴里,断断续续地知道他的坎坷遭遇。他1940年代末,投奔同宗兄长——当时的国大代表、某银行的业主——去蚌埠求学。在学校,他本人并不知情,却“被”集体加入了三青团——国民党的青年组织。据吴老师讲,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。后来,淮海战役打响,他辍学回了家。解放后,他作为当地十里八乡少有的知识分子,在家乡一个小学校教起了书。1951年,当时蚌埠的一位同学来找过他一次,说是参加一个什么组织,很有前途的,被他回绝。平安的日子过了几年,到了1957年,反右斗争开始了。一天,他被通知到了区里。不一会,来了两位公安,说是已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。他随即被带到县公安局。可不可思议的是,让他交待的是“江淮指挥部”的事。他想起来了,几年前蚌埠来的同学说过什么组织的事,莫不是这个事?他如实做了说明。但这下可惹火上身了!“江淮指挥部”是一个解放初期被公安部门破获的反革命组织,当时意在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。它在南京设有总部,在蚌埠、界首设有联络点,涉及人员很多。公安警告他:“你那个同学反‘右’被挖出来了,是个“江淮指挥部”的人。从他那里供出的成员名单,其中就有你!你不承认是徒劳的!”吴继庄开始是死也不承认这个莫须有的事,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可不是好带的!但是,接下来被告知:名单上不止你自己,别人都承认了,就剩你自己了。坦白从宽,抗拒只是死路一条!后来,不承认就轮番的刑讯逼供。他实在坚持不住了,在昏昏迷迷的情况下,认为别人都承认了,怎么就差我一个,保命要紧,就违心地承认了。问题从此有了突破,公安又用同样地办法使其他人就了范——从此,老吴和同名单上的人,成了供认不讳的反革命分子。由于是组织外围分子,找不到参加活动的任何证据,这些人不久被遣返回乡,接受劳动改造。公职没有了,换来了一顶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老老实实地戴着。

        后来,我们之间的接触渐渐多了,谈话也多了。吴老师告诉我,他年纪轻轻,吃尽了苦头。20几岁一嘴牙全部掉光,头发已白。我这才知道,他的牙是义齿。我知道,他在审查期间,没少吃苦头;在文革期间,也没多少好果子吃。关键是后来的平反,又遇到了麻烦。1978年,党和国家开始平反冤假错案。老吴与同案的人,一致要求平反冤案,恢复公职。县“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”接受了他们的申请,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,发现该案确实是冤案,应该推翻,有关涉案人员应该甄别平反。接着,一些涉案人陆续接到平反的通知。可老吴就是等不到任何消息。转眼过了几个月,已到了1979年的夏天。有人告诉老吴:“你的事麻烦了!你不知道,有个管你事的人,是你同案的人。认为当年是你先被突破承认了,他们才跟着倒的霉。他恨透了你,决意刁难你。”老吴惊出一身冷汗,就怕这事一拖给拖黄了。他下了决心跑自己的事。没钱没粮票,没法住旅社买吃的,他就背着干粮和水壶,    一趟几十里,一连几十天,天天步行去县里,诚恳地要求解决自己的冤案。这事终于感动了一位领导,亲自过问。那位他自始至终不知名的同案人 也没再阻挠——老吴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:彻底平反,恢复公职,重新安排工作。 


        新生第一节语文课,我很认真地备了课,写了教案。课堂上,我全神贯注地讲着课。课上到一半,我突然发现,吴老师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正聚精会神的听课,还仔细地做着笔记。他一头的白发,我竟然没有发现。下课了,我走近他。他抱歉地说:“来听你的课,没打招呼,对不起!”我说:“哪里哪里!”我们说着话回到住室。他告诉我,十年秀才如白丁。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我说:“你过谦了,教学上的事,我们在一块研究,没问题的。”在以后的教学中,他有意把他的课稍作推后,经常听我的课,然后再上课。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学习汉语拼音。吴老师没有学习过汉语拼音。教初一语文需要掌握汉语拼音。怎么办?他就向自己的女儿学习——他的女儿当时读小学三年级,随他住校。他每天读记,一个月时间,就较熟练的掌握了汉语拼音。吴老师眼花得早,批改作业比较慢。但他十分认真,学生的每一篇作文,都认真批改。我敢说,他当时是每天休息最晚的老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他的语文课教得还不错,受到学校和学生的好评。

        1982年,我从学校调到县教育局工作。与吴继庄老师从此分了手,以后再没见面。1990年代初,我在一个乡镇工作,见到一位本乡走出去的高姓领导,他时任行署的经济委员会主任。我们餐叙时,高主任问我是否认识他的启蒙老师吴继庄。我告诉他,我们曾经同过事。高主任深情地说:“他是一位好老师,工作负责,待学生好。”他还说:“那时自己家里很穷,连鞋子穿都没有——一年四季大多赤着脚上学。自己第一双棉鞋,就是吴老师送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90年代末,我又到纪检部门工作。一天,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子,说是找我。我当时一点也不认识她。这不要紧,找我反映情况的人不少,没几个认识的,很正常。她却自报家门,说是吴继庄的女儿。我想起来了,她就是我和他爸同事时,教爸爸学汉语拼音的那个小女孩。我问她爸爸的情况,谁知她竟抽泣起来,眼里噙着泪花说:“已经去世了,退休不久就走了。一辈子没享一点福,罪倒没少受!”我安慰过她,问她来找我有啥事。她说:“不得已才来找你。乡里计划生育干部黑得很,到处抓人罚款。她为生个儿子,超了生,已经多次上交罚款。但乡里就不说交多少是个头。这次又要交,家里没有钱,把婆婆抓走了。村里比她家少交罚款的多得是,但乡里偏偏抓她家的人。我找你来,就是想讨个说法!”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乡村干部的作风,我很清楚,要改变很难。我告诉小吴,这些村干部,要查处也很难找到证据,说法怎么讨?我当时给乡里的负责同志打个电话,说是有件事请他关照。小吴走时问:“乡里不解决,还能来找你吗?”我说可以。

        老吴的女儿走了。后来事情可能解决了——她没有为此事再来找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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